深度报道的概念在新闻学界由来已久，在新闻实践中也已是老生常谈，但目前对于深度报道的概念并未有清晰一致的界定，对于深度报道的方式亦是百家争鸣。我们认为深度报道不能以统一的规范和标准界定，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传播方式而应有所变化，故而其含义是开放性的。经历了纸媒时期、电视时期的深度报道，在当前全媒体时代，碎片化信息占据人们生活的时候，如何重新定义“深度报道”是本文的重点。因此本文将通过学界对“深度报道”的多重解释，探究深度报道出现的原因，进而从媒介发展的纵向维度重新思考“深度报道”在当今时代的含义。

　　深度报道的概念来自西方，在国内亦是从纸媒的深度报道兴起，到了电视时代，深度报道也按照电视传播的规律展现出新的报道形式，到如今的全媒体时代，关于深度报道的含义仍然悬而未决，学界更是对此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笔者认为，一方面“深度报道”本身所涵盖的范围较广；另一方面，媒介环境的瞬息万变也给“深度报道”的发展变化创造了条件。故而学界对于“深度报道”的探讨呈开放性，但鲜有学者从媒介发展的角度探讨“深度报道”的含义。

　　“深度报道”一词既源于西方，便少不了有西方学者的解释。西方新闻界倾向于从新闻控制的角度理解深度报道，美国专栏作家朱豪德（Roscoe Drummond）将“深度报道”定义为“以今天的事态、核对明天的背景、从而说出明天的意义。[1]”陈力丹也在文章中引用美国《哈钦斯报告》中关于深度报道的定义——“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线]”《新闻学大词典》给深度报道的定义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对深度报道的解释是：“对新闻事件作深入分析并预示其发展趋势的报道形式……”新闻记者叶荣臻对深度报道的定义为，“深度报道（in-depth reports）是以新闻性、调查性、解释性和分析性为特征，以深刻和全面为传播旨趣的新闻报道。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而深入地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阐明事件因果关系，揭示实质，追踪和探索事件发展趋势的报道方式”[3]。徐占煜在《论深度报道》[4]一文中解释道：“深度报道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进行宏观思维和全面剖析，提供广阔、丰富的新闻背景，采取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深入事物本质的一种报道方式。”学者刘保全在《关于深度报道问题的综述（上）》[5]一文中，认为“深度报道是一种新闻采访报道方式，而不是一种新闻写作的问题。它所强调的是展示新闻事实的宏观背景，阐明新闻事实的本质意义，并揭示发展趋势。”任丽在《浅析电视新闻的深度报道》[6]中也提出了对深度报道的理解，“我认为，深度报道是体裁重大，报道面宽广、深刻透视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富有理性思辨的一种报道方式。”张艳君在《深度报道——媒体的重磅炸弹》[7]中将“深度报道”的含义总结为“在叙述新闻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其内涵的规律性”。

　　以上并没有穷尽所有观点，但不难看出，关于“深度报道”含义基本是以区别于消息、通讯等类别的新闻为基础，认为“深度报道”是对新闻现象所进行全面的信息挖掘。但个人认为，媒介环境的变迁对于新闻报道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深度报道的含义也必然会受媒介环境的影响。

　　在梳理“深度报道”在不同媒介环境中的角色定位之前，笔者想先探讨本源的问题，即深度报道为何会出现？且广受欢迎？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个人认为深度报道作为一种新闻采访报道的方式，它的出现与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相关。在媒介还不发达的时候，人们对于世界的关注度并不像今天这样强烈，个人与个人、个人与世界尚处于彼此割裂的状态，简单获取周边的信息便可以满足他们对外界事物的渴求。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人们获知的信息越来越多，对世界的认识也更加多样和全面，故而简单的事实信息已经并不能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获知事实背后的来龙去脉成为了今天人们对新闻的更高要求。

　　追溯深度报道的发展从纸媒开始，纸媒的深度报道从篇幅上就与消息、资讯类新闻有所区别，且从写作方法上也显现出决然不同的样貌。

　　例如《新京报》的一篇题为《华山跳崖者的陡坠人生》[8]的深度报道中，不仅交代了华山跳崖这一事件，更是长篇幅地为受众解读该事件的前因后果，揭示死者身份、生前事迹、跳崖原因、跳崖经过、遗书内容等，记者未对此事件做任何价值判断，仅从事实层面交代多方信息，内容详尽。由于该报道做事件的还原和描述，因而在写作上多以故事化叙事为主，就这一点而言，我们认为纸媒的深度报道不可避免的要以讲故事的方式讲述事件经过，但作为新闻本身，客观性标准一直未曾因报道形式的差异而改变过。

　　进入电视媒体的深度报道阶段，深度报道的话语从文字语言转向画面语言。电视媒体本身对受众的要求比纸媒低，因而纳入了比纸媒更广阔的受众，对于新闻事实的探讨也在电视屏幕上形成新的社会舆论场，电视受众同时也是社会公民，他们通过电视深度报道参与社会问题的探讨，故而深度报道在电视媒介下产生了全新的含义。深度报道的任务就是要揭开水面之下巨大的冰山面目，呈现鲜必一体育为人知的事件背景和原因。这种多方观点和角度更为客观向观众呈现，肃清谣言和假设；此外，从选题上来看，以社会热点问题、关乎民生的问题、事实真相不明晰的问题为主，以解惑或揭示为目的，以舆论监督为特色，显现出媒体承担社会责任的姿态。在电视媒介中，解释性报道、述评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多种形式都被划归到深度报道的范畴中，尽管形式各异，但根本都是为解决人所面对的问题和真相，因此对深度报道的含义的理解离不开“人”，人是牵引不同事件的核心力量，深度报道的内容离不开人，深度报道的对象也离不开人。

　　不可否认的是，传播媒介格局的变化，一方面影响了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另一方面也逐渐改变着媒体对于社会的解读方式。碎片化的信息在全媒体时代反而成了主流，同时带来的信息爆炸也让人在全媒体环境下难辨真伪，人们获知信息的渠道拓宽，加之新媒体以碎片化信息填充人们的碎片化时间，使得习惯了多渠道获取碎片化信息的人们很难再聚首到电视机面前，耐心看完一档40多分钟的《新闻调查》。参与的场域已经由电视媒体转向了更为互动、主体性更强的网络平台。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电视深度报道走向消亡，而是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对电视深度报道带来了诸多影响，也对其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也有必要重新审视深度报道的含义。

　　对于深度报道在内容上的选择，在全媒体时代则更为开放，这与当年媒介环境的典型特征相关，传统媒体掌握着新闻信息的来源，也是信息权威发布的机构。而到全媒体时代，所有人在传授关系上都是双向的，既是传播者，又是接受者，因此信息的来源更加多样，故而为深度报道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选择内容。如在2014年的两会期间，人民网的“两会”专题页上也根据大数据检索出网民最关心的问题，搜集到网民的声音，结合“两会”期间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为双方架起沟通的桥梁，更具针对性地做出“两会”深度报道。

　　如果说在传统媒体时代，深度报道在事实层面的调查分析的同时，也少不了特约评论员或记者对事件做出评论，以显现主流媒体对社会事件的立场和观点。深度报道不再以唯一的价值和立场对事件做出判断，用事实说话，述而不评，但每一个受众会形成自己的评价，在网络平台的舆论场我们常常看到的多元声音，既包容否定批判的观点，也包含支持鼓励的观点，还有诸多意见和建议

　　在探讨何为深度报道时，有学者指出，深度报道“深”之所在就是将5W和一个how扩大，且重点要探究why（原因）和how（方式）上。深度报道之“深”不仅仅是广度上信息的全面堆砌，也不只是从深度上不断显露价值取向并借此影响受众，即我们想要通过深度报道呈现对事件的关注角度，应该是一种思考的方式。深，是一种看问题的锐度，也反映对待社会新闻事件的态度，更是以人为本的温度。

　　全媒体时代，人们缺乏的已不仅是信息，反而信息是过剩的；人们也不缺乏渠道，受众获取信息的方式甚至比主流媒体更为便捷迅速。因此受众对信息的接收始终处于横向上广度的扩展，碎片化信息的堆砌并不能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把握事件，因此受众缺少对于事件信息的整合和梳理，以及从更高的视角审视事件，往往流于信息表面而止步不前。

　　故而全媒体时代的深度报道，便不能像传统媒体做深度报道那样认为掌握更全面的消息，更客观地呈现事实即可，更需要有全局观念、整合信息的能力以及流畅的逻辑思维，摘取事件的关键信息，解读信息，并能够从宏观上提示受众认识信息背后的含义。这是全媒体时代深度报道的要义所在。

　　无论在何种环境下，深度报道都有更为本质的意义和作用，那便是给受众提供更确切的看待世界和社会的理念，尽可能避免个人主观立场的偏见，能够更多元、更全面地认识世界的各个方面，则是深度报道的要旨所在。尽管形式和内容不断翻新变化，但深度报道始终能给我们认识世界提供思维上的帮助，它既不是一种文体，也不是一种新闻报道的方式，而是一种思维，一种理念，一种全面、客观、理性的认识世界的理念，这便是我个人对深度报道的理解。

　　（作者系：王亚红，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武瑾，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广播电视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5] 刘保全.关于《深度报道》问题的综述(上)[J].当代传播,2002(5).

　　[7] 张艳君.深度报道——媒体的重磅炸弹[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