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町(音同“勾丁”)国,地处现今的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交界处,中心就位于广南县一带,从西汉汉昭帝时期归属中央政权,至南朝梁国时被废,法理上一共存在了613年。
不要说听说过,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句町”两个字怎么读。虽然如今有关句町国的史料并不丰富,但正值句町国强盛时期的汉代,恰恰是青铜文明的繁荣时期。探寻句町国的历史记忆,可以从广南县近年来出土的一大批青铜器入手,而在众多青铜器中,“铜鼓”是当地最有代表性的“重器”。
东晋时期的史书《华阳国志》记载,句町“其置自濮,王姓毋,汉时受封迄今”,意为句町国是濮人所建立的,他的首领姓毋,从汉朝开始归顺中央一直到今天。
濮人的祖先可以追溯至居住在长江中游的百濮部落。公元前11世纪,在周武王讨伐商朝的决战中,百濮部落曾经参战,并协助周武王取得胜利。周朝建立后,对立有战功的百濮部落进行了赏赐,但在几个世纪后,楚国在长江流域扩张,迫使百濮部落离开家园,迁至西南地区建立句町国,同时也把中原地区和楚国的文化礼制带到了这里。
据史料记载,虽然秦汉时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但在西南地区,句町与滇国、夜郎都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形态,地方武装、国家机器一直在运转,并未受到郡县制的改造,当时三国的实力基本相当,也是西南地区最有势力的几股力量。
但让人颇为不解的是,存在了数百年,曾留下浓墨重彩的句町国,竟然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是战乱、瘟疫、饥荒,还是其他?时至今日,句町国灭亡的具体时间和原因,仍是一个谜。
虽然句町国已不复存在,但以铜鼓为代表的一批精美青铜器的出土和传世,让不少有关句町的历史记忆可以在其故地广南寻找到踪迹。
“截至目前,广南县出土和传世的铜鼓共有42面,在全球出土的8种铜鼓类型中,广南就拥有5种,即: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铜鼓的数量和类型之多,也让广南成为‘铜鼓之乡’。”广南县民族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广南众多的铜鼓之中,一款镌刻有羽人船纹的铜鼓因造型端庄、铸造精细、纹饰华美,成为云南目前已发现的最具代表性的铜鼓,也被冠以“广南铜鼓”的美誉。
仔细观察广南铜鼓,在鼓胸位置,有四艘绕着铜鼓按顺时针环鼓行驶的小船,每条船上至少有四五个头戴羽冠的人,大家各就各位、各行其是、步调一致。以其中一艘小船为例,船身硕长、头尾相翘且有羽状物做装饰,船上共有四人划桨,一人在船尾扳梢控制方向,船中间位置站立着一名舞者,其身后放置着用来祭祀水神的无头俑。
广南铜鼓的铸造者镌刻这些船纹,用来表现什么样的场景?目前,专家和学者的观点主要分为两派。
一种观点认为,船纹表现的是古代祭祀的场景。持此观点的专家学者认为,四艘祭祀船上的人几乎都呈状,这并非无意识行为,而是古代祈雨巫术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暴巫,即大旱不雨,曝晒女巫,以此冀天哀怜,获得同情而适时降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铜鼓所刻画的是竞渡场景。古代滇池流域河流纵横、湖泊众多,竞渡之风盛行,人们通过竞渡,祈佑天神庇护,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除了鼓胸位置的羽人船纹,在广南铜鼓的鼓面和鼓腰位置,也同样镌刻着十分精美的图案。鼓面是太阳纹,圈内饰以点纹、勾连雷纹、锯齿纹多种几何图案,反映了古人对太阳的崇拜;鼓腰被纵向分成了十四格,格中为羽人对舞及剽牛等图案,反映了人们在祭祀和生活中的场景。
“我们对出土和传世的广南铜鼓进行研究,发现其有着鼓面平整、胸部曲鼓、腰部曲收、尾部渐伸的特点,最早应该是作为一种炊具被发明和使用。”广南县文化馆原馆长陈应文研究铜鼓文化多年,据其推测,一个偶然的机会,古人发现将这种“炊具”倒置敲击,可以发出悦耳的声音,“炊具”逐渐演化成为一种礼乐器,无论是祭祀庆典,还是重大节日,大家都会在铜鼓的伴奏下,跳起欢快的舞曲。
在陈应文看来,历经数千年,在句町王国时铸造的铜鼓以及铜鼓文化能够流传至今,跟它作为一种礼乐器关系巨大。“敲击铜鼓,高音悦耳,低音浑厚,作为当时冶炼技术的杰作,其声音是今天的仿制品所无法达到的。”陈应文说,除了铜鼓实物,其鼓身镌刻的各种图案,也以不同的文化形式延续至今。
以广南铜鼓为例,鼓腰的十四格内,有一格两人头戴羽冠,穿前短后长的裙装,一人屈张双手,一人一手执钺一手执斧。经过考证,两人表演的是当时较为流行的剽牛舞。“如今,壮族彝族铜鼓舞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的服饰和动作,有很多都可以在铜鼓上找到踪迹。”陈应文以头戴羽冠这一明显特征举例,作为远古遗风的一种演变,今天广南壮族女性在跳铜鼓舞或参加重大节日时,依然会佩戴类似于羽冠的高耸头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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