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媒体记者以患者名义，将茶水作为尿检样本送到多家医院检测，多次检查结果显示“患者有炎症”。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4月10日就此报道做出回应，称尿检仪器没有鉴定样本是否为尿液的程序，只要茶水中含有和尿液中可能检出的相同或类似物质，仪器就会自动辨别生成结果，“卫生部组织专家研究认为，该报道有悖于媒体记者职业道德的规范要求，是误导公众。

　　毛群安先生称“茶水发炎”报道“误导公众，不利于维持正常的医疗秩序，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乍一听是一起挺严重的“新闻事故”。不过他同时认为，“大家相信该新闻策划的出发点也是希望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但由于不了解医疗服务，结果事与愿违”，“我对媒体做这样的事情提出批评，并不意味着卫生行政部门不接受舆论监督；应该说在当前的情况下，舆论监督对于我们发现一些问题，特别是发现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和参考。”看得出，他认为媒体报道的出发点是好的，对记者的技术性失误表示了理解和宽容，并充分肯定了舆论监督对卫生行政部门发现问题、改进工作起到的正面作用。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令人欣慰。

　　无独有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最近在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安监部门对安全生产进行监管，但同时要接受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他们每句话都说得对。李毅中先生“不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与毛群安先生对“茶水发炎”报道的宽容，都体现了一种务实、开明的新媒体观。

　　不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宽容媒体的非恶意失误，应当包含两层意思。其一，媒体报道在具体事实方面难免有出入，在细节上可能不够准确，在技术范畴上可能存在谬误（比如“茶水发炎”报道），被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上级单位，不应就这类无关宏旨的枝节与媒体纠缠不休。其二，对媒体的一些措辞、说法或议论，比如批评某单位公款吃请“花的是职工的血汗钱”，批评某单位领导“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被监督者尽管会感到不快、觉得“不对”，但也应硬着头皮听下去，而不能想当然地认定媒体“别有用心”、“导向错误”，不能动不动就给媒体扣上“破坏安定团结大好局面”的帽子。

　　当然，媒体也应当加强自律，本着客观公正的原则反映问题，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现实，采访报道才不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马克思说过，报纸是“一步一步地弄清全部事实的”，“今天它所报道的事实或发表的见解中的错误之处，明天它自己就会推翻”，“只要报刊有机地运动着，全部事实就会完整地被揭示出来。”媒体关于政府部门的某篇报道有差错，或者有些话说得不合适，及时纠正就是了，政府部门公开予以澄清就是了。政府部门和官员不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这既是对媒体采访报道规律的尊重，也是对媒体作为舆论监督主体地位的尊重。开明的官员应当知道，中国的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依据自己的职业规范、职业尊严和时代使命，有责任对政府部门和公共事业所存在的问题做出报道、提出批评，任何部门或官员都不应该将媒体视为自己“私有”的传声筒，不能要求媒体只说自己想说、爱听和认为对的话，而应该善于听取不同的声音，只有这样做，才算得上是善待和接受了舆论监督。另外，从媒体与媒体所报道对象之间的关系看，媒体的某一篇报道到底有没有问题，舆论监督的社会效果究竟怎么样，也不应由被报道和被监督对象单方面认定，而应当严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应当引入更加开放的评判体系。只要全部事实能够被完整地揭示出来，公众就不难得出真实的判断。(北京青年报潘洪其)）